1、法治政府才能协调好利益关系。

能否密切党群关系、干群关系，在非常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家能否协调“利益关系”，能否理清“公利与私利”的关系，而法律正是协调利益关系的效果最好方法。美国大法官萨蒙·P·蔡斯说过：“法律就是利益的分配。”但有一个事实需要明确：就算最野蛮的政权，对于自己权力的分配和运行，都有一套规则体系，不然这个政权就势必因为混乱而很难为继。但，就算是最“文明”、统治方法最高超的“前法治年代”国家，其行政规则体系因为缺少法治与权利保障的内核，根据当代的规范，充其量只能被视为较为成熟的行政组织法或者被叫做“萌芽状况的行政法”。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说：“所有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，这是万古不容易的一条经验。有权力的大家用权力一直遇见有界限的地适才休止。”

现代行政法包括了对行政权进行规范和控制的精神实质，行政法作为宪法的实践法有哪些用途不止是保障行政权有效行使、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、提升行政效率，更要紧的是行政法具备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最后目的，行政法是重塑政府职能和形象的效果最好方法。加拿大专门颁布了《预防利益冲突法规》，目的就是为了尽量降低公务员在私人利益与公共职责中出现冲突，并为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提供解决之道。

1990年十月1日起《中国行政诉讼法》正式实行，之后又陆续颁布《中国行政监察法》、《中国行政复议法》、《中国国家赔偿法》、《中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中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国立法法》等一系列具备里程碑意义的法律，基本建成了行政法体系，确立了“民告官”规范，完成了从重实体轻程序向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转变。

但因为行政行为合理性与抽象行政行为未完全纳入司法审察问题，使对部分行政行为的监督存在空白或缺少力度；部门利益法制化，则使行政法沦为管制正当化的工具；行政法律法规缺少细致的行政问责规定，使得实行层面上的行政问责没成为正常状态。国内现在的行政问责只不过局限在特大安全事故上面，对于决策上过失或故意导致的巨大损害（如生态破坏等）极少遭到责任追究，影响了群众对政府的信赖。

2、法治政府应多用“软法”。

法治的本质是“民治”，而不是“治民”，法治的重点是“治官”与“治吏”，是政府率先守法、依法行政。在现实日常有很多行为规则，既明显不同于道德，同时也不可以用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推行，而主要通过社会舆论、组织自律、自愿服从等方法得到遵守和实行，这就是软法，与之对应，依赖国家强制力保证推行的法律规范是硬法。大家都知道，硬法带来硬伤，譬如有些政府部门“罚”字当头，根本不考虑能否奏效，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，潜意识只不过为了强化部门利益，其结果势必不可以服众。

软法有四种：一是法律、法规和规章中那些宣示、号召性的条约；二是国家机关拟定的很多纲要，指南、规划等规范性文件，旨在满足公共管理尤其是国家机关自我管理的规范需要；三是各类政治组织，譬如政协、共青团等拟定的自律规范；四是协会、社区等社会团体和自治组织拟定的自治规范。

在弥补硬法不足方面，软法具备举足轻重有哪些用途。执政党的不少文件，在某种意义上比硬法本身的效力要强，实行成效明显。所以但凡软法能解决的就不要用硬法，但凡软法能规范的就不要去强制。政治学学者俞可平教授觉得，善政仅仅强调有一个好的政府，而善治则愈加宽泛，不光要有一个好的政府，在政府不发生用途的地方，社会也要治理得非常不错。善政与善治第一是主体不同：善政的主体就是政府，而要达成善治，主体除去政府以外，还有企业、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；善政和善治的依据也不同，善政的依据是国家的法律，而善治的依据除去国家的法律，更多的是社会团体我们的规范，也就是软法。大家要进一步进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，而民主政治的一个要紧内容，就是社会自治，社会自治的主要依据也是软法。软法是法治走向文明的一个主要标志和表征，法律的文明化是和去强制化分不开的。①在一定软法积极功能的同时，也要看到，现在软法的拟定亟待法律规范。因为软法规范的拟定并不受国家立法程序的规制，生成过程屡屡出现漏洞。有些甚至突破了程序正当和实体正义的底线，游离于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的规制以外，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。

3、法治政府不应过多过深干涉公民和社会生活。

并非所有问题都需要依赖法律规范来解决，调整社会关系的方法历来是多种多样的，除法律外，还有道德、风俗习惯、行业规范等。要防止政府过多、过深地干涉公民和社会生活，应当努力构建公民社会，构建公民社会的组织基础———类型齐全、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，来达成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。假如不给群众自治以肯定的进步空间，中国社会的自组织力就永远没办法增长，出现社会问题、群体性事件就没办法依靠社会本身力量去制衡，还会演变为党、政府与群众的矛盾。目前，社会组织有哪些用途不断凸显：第一，社会组织充当了政府与企业的桥梁，履行了行业协调管理职能，在维护企业利益、反映企业诉求，提供产业信息，创建企业品牌、打造从业规范、促进公平角逐、加大行业自律、解决贸易纠纷等方面发挥了要紧用途；第二，社会组织的进步带动和开发了很多新的产业和职位，吸引了很多下岗职员及原居民就业；第三，社会组织通过各类公益活动，将常规化、规范化的公益活动（如捐资助学）与临时性，突发性的救助活动（如冰雪灾害，汶川地震救助）紧密结合，在消除贫困，尊老爱幼，教育培训，卫生保健，社区公共服务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，有力促进了社会公益事业进步与和谐社会建设。所以，只有当政府与群众“彼此信赖，才能最后塑造一种和谐、民主的政治与社会环境”。②对于公权力来讲，法无许可即禁止；对私权利来讲，法无禁止即许可。目前，社会阶层日益分化，转型期的矛盾纠纷使公共服务供应求购矛盾凸显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更高需要，假如政府采取那种不辞劳苦、事无巨细、大包大揽的管理方法，既管不过来，也管不好，只能损害政府自己的声誉或形象。所以，加快培育进步社会组织，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，进一步形成政府、市场和社会优势互补新格局更为迫切。

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全民的一同努力，其他人都不可以置身事外。执政党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要在建设法治政府中起模范带头用途。政府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，事实上就是维护我们的执政权威，增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。俞可平教授在《毫不动摇地走向法治国家》中说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需要符合国家的法律。国家法律对各种政治主体的基本制约，就是需要任何其他政治组织的规章规范和政策规定，都需要服从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权威。因此，各级党组织应当以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为准则，以符合和遵守国家法律为首要条件，来拟定和审视党的各种政策、文件、指示、规定和决议。

“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，大家一直不可以忘记———‘大家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、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’。”③要想取得群众的支持与信赖，就需要建设法治政府，建设一个严格根据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力，权责一致，完全开放、透明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。

注解：

①袁祥、王逸吟：《行政法学者眼中的“软法”》，《政府法制》2010年。

②张康之：《行政论理学》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7月，第2版。

③人民日报评论部：《一直不可以忘记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》，《学习时报》2011年2月28日